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有城镇化的“升级版”。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升级版”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新内涵、新蓝图、新标杆、新形态、新产业、新机制、新政策等方面。

1．“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即城镇的一切发展都要围绕人、服务于人，要创造适合人生存的良好环境。一个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要繁荣，就要有旺盛的人气，就要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人多了，人生存所需要的消费品数量就大；完善供货品种和总量，畅通供货渠道，商业就会繁荣起来，生产、加工和运输等消费品相关行业会得到快速发展。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也是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满足城市发展、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需要，就应使城市发展能更吸引人，更具人情味，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并不是说我国现有城镇化没有以人为本，没有围绕人的基本需求来规划和建设城镇，如果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各地就不会建起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而是说没有将满足城市居民基本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优先建设了豪华政府大楼、建了大广场宽马路、以及大量的“形象工程”等问题。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变，需要更多地考虑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新型城镇化应当是能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城镇化，而不应是少数人的城镇化。我国的城镇无一例外地由农民工建设，但这些农民工却住不上稍微宽敞些的房子、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相关福利待遇。国家统计局2013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研究表明，有些农民虽然常年在城市打工，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有些农民的承包地被征了，却没有土地出让价的发言权，更没有谈判权；即使能得到补偿，也只能占应得收益的一部分；有些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大部分地区没有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换句话说，使城镇建设者享受与居民同等的待遇，仍然是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有序推动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中央确定的近中期我国城镇化工作的重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三个“约1亿”的目标：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实现大规模进城农民市民化，应满足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农民与其承租土地的联系要逐步弱化，城市接纳农民的相关制度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二是农民能拥有在城市生活的一定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包括住房的获得和条件的改善，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三是顺利渡过转型期，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不能是拿到了土地出让资金、分到了几套房子、但无所事事、无所适从，根本没有找到当市民的感觉和应有的定位。

从我国大型、超大型城市人口为患的现实出发，实行“市民化”应有多种途径，可优先推进“就近市民化”或“就地市民化”，让部分农民进入到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应当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精神，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加快保障房等安居工程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国已经开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并轨、城镇居民养老和新农保并轨、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并轨等试点，是逐步实现农民市民化或城乡居民权益平等的重要途径。

2．“生态功能区规划”是新型城镇化的国家蓝图。

我国国土辽阔，哪些地方可以建城，哪些地方应当种粮，哪些地方必须保护，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已有原则安排。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阶段不一样，不同地域的特色不一样，城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采用一种模式，而应该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合理布局，使规划成为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的“蓝图”，而且能“管用到底”。从发展现实和需要出发，迫切需要尽快出台并实施全国城镇化发展战略、各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生态文明建设等规划，并做好各类规划的协调衔接和组织落实，引导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我国对城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在城镇化战略上，最初的方针主要是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后来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到2020年的目标是“两横三纵”战略。

“两横三纵”战略，是国务院2010年发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最先提出的，是我国城镇化将要发展形成的中长期格局。所谓“两横”，是东西走向的两条主线，一是沿江主线，由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江淮城市群、武汉城市圈、成渝城市群等构成，二是沿陇海铁路（也称丝绸之路经济带）主线。“三纵”是南北走向的三条主线：一是沿海主线，二是京广、京哈，即北京到广州、北京到哈尔滨主线，三是包头到昆明，也即沿包头到西安、成都、昆明主线。“两横三纵”战略是近中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是科学合理布局城镇的蓝图，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也是国家层面“管到底”的一张总蓝图。

“两横三纵”战略的核心是城市集群发展，包含超大型城市到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不同规模的城市体系。城镇集群发展可以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实现错位发展，提升城镇的整体竞争力。从影响看，既可以有世界城市或国际化城市，也有国家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既可以有全球经济或金融中心，也可以有以生产、加工、管理和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特色城市，实现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空间布局等要素的协调发展、优化组合、共生共荣。从政策导向看，国家不应鼓励某一规模的城市优先发展，而应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让人口和要素自由流动，让城市发展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

3.生态文明是新型城镇化的标杆。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一种文明形态，核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生态文明本质上是要以能源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设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新型城镇化是在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城乡发展不平衡等背景下再起步的，这决定了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积极稳妥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历来突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在城镇化地区尤为突出。回顾一下我国环境保护历史可以发现，环境污染最早出现在大中型城市，包括大气污染和河流污染。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的一些城市发展超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可以用土地、水资源的情况加以说明。我国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展过快。2000年～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45%；每年占用土地数十万公顷。从用水情况看，在我国660座城市中，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有的城市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出现了城区局部地段塌陷、并带来建筑物破坏等的严重后果。部分城市的大气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旧账未还、又欠新账”。我国城镇消耗了80%以上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水泥占全球的46%，钢铁占全球的35%，污染物排放强度超出了环境可以消纳的容量。2013年的灰霾天气就是大气环境污染的具体表现，灰霾天气还被媒体称之为中国的“环境公害”。

是延续粗放的城镇化道路，还是走出一条新的城镇化道路？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形势和城镇化的新起点上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如果选择错误，我国的城镇化将付出更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如果选择正确，城镇化不仅可以得到健康发展，还可以纠正已经出现的问题。换句话说，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正是在对我国资源环境代价研判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顺应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历史潮流，将生态文明纳入城镇化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能源供应、物流、居民消费等方面，走一条集约化、规模化、智能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关键是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实现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系统的整体最优，在时间、功能、发展上相互促进和协同完善。节约资源是环境保护的根本之策。节约利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加强节能降耗减排二氧化碳，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推进绿色建筑，鼓励新能源、新材料在建筑物中的广泛利用；开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从城乡关系看，不仅要让农民进城上楼，更要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所有城市居民都应有诚信、包容、公平等文明素养，这比高楼大厦、宽马路大广场更为重要。应促进城乡发展由高能耗、高投入、高排放向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模式转变，使城镇化速度、规模、强度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加大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和能源消费支撑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4．“留得住乡愁”是新型城镇化的建筑特色。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些也是我国建设形成功能多样、风格各异、模式互补的新范式城镇化的指导方针和实践指南。

“乡愁”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对出生地、工作地等的怀念情结，正如“叶落归根”所说的一样。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9%，即当时约1.75亿人口生活在城市；现在有7亿多城市常住人口，比改革开放初增加了5亿多人。换句话说，现在的城里人大多数来自农村；即使自己不是农民，父辈或祖父辈也有可能是农民。在新增市民中，有人出生在美丽的乡村，有人出生在城市的“胡同”，有人出生在部队的大院，每个人的“乡”不一样“愁”也不可能一样。人老的时候希望看看自己出生或工作过的地方是“乡愁”，我国每年的“春运潮”也是“乡愁”的部分体现。“留得住乡愁”，就应在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保护好标志性建筑，避免“拆掉真文物、新建假古董”，否则就“留不住乡愁”了。

应发扬光大我国的建筑风格。在过去的城镇建设中，反映中国特色、风格多样的建筑在逐步消失。徽派建筑、福建民居，“危楼跨水、高阁依云”等建筑风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图纸”建几乎所有的清一色建筑，鸽子笼式的建筑或“水泥”森林耸立，不仅使邻居不相识，还割断了文化联系。原来农村的“矮屋厚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薄砖墙高瓦房，不保暖不隔热，夏季要用空调，冬季要供暖，不仅没有了我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更主要的是丢失了建筑风格之“冬暖夏凉”和“节能”之实。

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也不能建立在农村衰落、农业衰退的基础上，决不能形成那种大城市繁荣昌盛、小城镇和农村破败衰落的畸形格局，而应从“重城轻乡”、“城乡分治”、城市优先发展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新型城镇化不仅应使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城镇质量得到不断提高，还应以城市带动郊区和农村共同发展；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既要防止“城市病”，也要防止“农村病”。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方式建设新农村，而应选择一些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心村进行重点建设，把分散的农民吸引到中心村居住，防止形成“空心村”。应通过统筹规划和建设，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城乡发展格局。

形成新的城镇文化和新社会风尚。在我国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文化被不同程度的“边缘化”了。伴随农民进城上楼，乡土文化在丢失，充满乡愁的歌曲、流传百年的小调亟待挖掘，并在非文化物质遗产的名义下加以保护。随着居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文明意识的日益增强，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提高。然而，保护生态环境尚未成为广大居民群众的普遍需求。因此，应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社会破除铺张浪费、比阔气、讲排场等陋习，倡导绿色消费的理念与行为，在全社会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文明风尚，毕竟房子再大睡觉只要一张床，汽车再豪华只是代步工具。只有形成新的城镇文化和新社会风尚，新型城镇化才能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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