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建军大业生发之地

上世纪20年代，武汉出现大量产业工人，大批知识分子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启蒙，把目光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诸种学说转向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客观上推动武昌成为湖北早期党组织的成立之地。

1920年8月的一天，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等7名青年抱着共同信仰，在武昌抚院街97号秘密集会，成立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点燃了荆楚大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缕星火。

这是继上海之后，国内出现的第二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此后，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积极发展党团员和党团组织，和其他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

武昌因武而昌，这座古城与建军大业同样密不可分。

1926年10月，聂荣臻扒着城门处堆积的沙包钻进武昌城，在中和里（乾福巷）设立军委办事处。

南昌起义的许多组织策划工作就在乾福巷开展，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秋收起义主力部队均从武昌出发，黄麻起义骨干也是从武昌启程，广州起义骨干也有的从武昌出发。

在迎接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落脚工作中，牵线搭桥和穿针引线的是武昌农讲所学员。

此外，罗荣桓、徐向前等共和国将帅，系在武昌入党或参加革命。

党的重要会议召开之地

党的两次重要会议在武昌召开。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开幕，武汉成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个大城市之一。

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宾馆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在北京以外召开的中央全会之一。

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武昌写就《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稿，文中的主要观点至今仍闪烁着伟人的智慧光芒和远见卓识。

武昌还是新中国建设和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航地之一。

1957年10月15日，新中国首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自此，长江在武汉天堑变通途。

“一五”时期，武重、武锅等重点企业布局在武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从武昌汉阳门码头下水畅游长江，在这里写下《水调歌头·游泳》。

1992年1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第一站抵达武昌。在与湖北省负责同志谈话的29分钟里，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反对形式主义等著名论断。

党的政治文化汇聚之地

武昌是大革命的中心。1927年2月，毛泽东在都府堤41号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开学，培养拿笔能写字、拿枪能打仗、有信仰懂军事的农民运动骨干，为革命胜利之路奠定基础。

抗战初期，武昌成为文化抗战的中心之一。

周恩来在珞珈山青年学子中演讲，激励青年才俊投笔从戎。陈毅为新四军军歌作词，“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等词句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1938年7月，冼星海在武昌昙华林作曲的《在太行山上》迅速在抗日军民中传唱……

解放战争时期，武昌也在党史上刻下重要印记。

1946年，曾惇（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受南方局委派秘密潜回武昌，组织和领导武汉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争取民心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5月17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40军一五三师沿武冶公路进入武昌。当天，武汉三镇全面解放。

武昌曾是新中国的重要国际交往中心。毛泽东曾长时间在武昌居住办公。在这里，他思考布局国际国内重大事项，会见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国政要。

 

来源：湖北日报